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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红二代蔑视平民造反派:你们始终是弱势(图)

发布: 2014-2-25 15:38 |  作者: 网络转载 |   来源: 南方人物周刊 | 




  “在当代中国,没有哪一代人比他们更具传奇色彩、更加难以把握和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了。”——在外观深红的专著《心路——透视共和国同龄人》背面,写着这样一句话。

  作者米鹤都称这代人为“第三代人”,在一些语境里,他们是“红卫兵一代”、“老三届”、“知青一代”。米鹤都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处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,他们“形成具有共同社会经历、共同思想体验、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一代人群体”。

  这群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于,他们的命运是新政权前30年政治秩序与趋势的集中显现,身为青少年的他们爆发式地参与政治,强烈的理想主义夹杂着权威人格,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,历经红卫兵运动、上山下乡、改革开放,次次落在历史的凹陷处,被裹挟、被决定、被颠覆,形成了米鹤都所说的“历史性格”,怀疑、求实、圆滑、理想主义,复杂而鲜明。

  这一群体在当下的重要性,学者徐友渔曾转述过一项数据:中央委员里31。8%是知青,政治局里是20。8%,此外还有许多“知青高干”不是中央委员。“现在是知青掌权的时代。”

  米鹤都对第三代人的关注始于1985年,当时他正在中央机关从事政策研究,中共中央决心整党,清除“三种人”(即追随林彪、江青造反起家的人,帮派思想严重的人,打砸抢分子),如何甄别红卫兵中的“三种人”成为了一项课题,由中组部委托社科院青少所进行调查,米鹤都参与其中,调查结果发表在《青年研究》上。

  文革开始时,米鹤都14岁,“跟高中学生基本不来往,人家不带我们玩。文革开始我们一帮同学跑到清华看大字报,到那儿一看人多挤不进去,就跑河边玩钓鱼去了”。文革中逍遥派的身份,家世及教育背景,加上亲历红卫兵运动的清晰记忆,使他有了很好的从事红卫兵研究的条件。

  由于是历史科班出身,米鹤都试图从宏观层面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,而非单纯的纪录。比如在访谈蒯大富时,蒯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,周恩来到清华大学找他谈话,“按照他说的话整理出来,容易给人误解是周恩来在套蒯大富的话,给毛泽东提供炮弹打倒刘少奇。实际上对话中他没这意思。”米鹤都整理后补充了一句,“这两次谈话当中,他(周恩来)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,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”,然后问蒯大富是否准确。“我说这算你的话,他认可,这样就避免了误读。”

  1993年,米鹤都根据对李三友、秦晓、卜大华、董良翮等二十多位早期红卫兵领袖的访谈,写出《红卫兵这一代》一书,在香港出版。2009年,在一些老知青支持下,他重拾红卫兵研究,开始口述史写作。目前《回忆与反思》口述历史丛书已经出版了5册。

  米鹤都坦承,文革中有污点、有争议的人往往不愿意抛头露面,劝说他们很吃力。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曾拒绝了众多约访者,米鹤都劝说他:“你蒯大富曾经是在中国历史上、特别在文革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的人,你应当对历史有一个交代,这是你的历史责任。”

  米鹤都的口述史工作现在已没了外部支持,全凭一己之力,最令他遗憾的是,很多人至今仍选择沉默,加上文革档案没有开放,研究与反思的深度不够。“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,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。”

  受迫害者反而沉默

  人物周刊:1985年那次研究你们对第三代人、对红卫兵群体,有什么样的结论和思考?

  米鹤都:这代人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革命理想,他的人格、个性从形式上看是理想主义的,内核是实现共产主义、反对封资修,做帝国主义的掘墓人。他们有着理想主义的外在,内在的是阶级斗争和解放全人类。

  这代人原来的理想主义,经巨大蜕变、异化后,掺杂了很多新东西进去,但理想主义依然保留在身上,你看我现在搞这个事情,什么驱使呢?利益吗?我想不是。内心还是觉得应对历史、对这个社会做点什么,有那么一点责任感而已。你看在网上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、业界精英、意见领袖,很多是这一代人。另外像陈小鲁,像任志强,你让他不关心政治都不可能。关心政治是为了什么?还想着再当个什么官?出个名?显然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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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观涛有句名言:我们是一些残存的,然而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。共产主义、解放全人类这些其实已经变了,但相当多的这代人中还保留着那种追求精神。很多六十来岁的人早被边缘化了,但对政治仍然很有热情,五十岁以下的反而不大关心了。包括红二代这些人,有几个不关心政治?甭管左中右,这点上是共通的。当然,执著、不宽容往往是其另一方面的伴随物。

  人物周刊:从你的作品来看,似乎每个访谈对象都觉得,文革中自己是迫于形势、是被裹挟进去的?

  米鹤都:也不尽然。你想想,在那样一个年龄段,正好处在叛逆期,而且一直接受阶级斗争、反修防修的灌输,仇恨意识很强。他们的教育背景、阶级斗争观念,以及那种理想主义、社会责任感,决定他们一定会过早进入本属于成年人的政治领域。但这些东西被引到什么方向,那一定是成年人的事了。一旦伟大领袖指出,学校领导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,他们仇恨的“阶级敌人”抽象概念马上变成了具体对象。他们被引导到学校老师身上,他们就打老师。他们被引导到走资派身上,他们就会冲击走资派。只要是成年人放任,孩子们一定翻天,这是必然的一幕。所以我的观点是,反思文革不应当首先追究未成年人的责任。

  但要说青年学生完全都是被动的,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,总有第一个贴大字报的人,这些人都完全是被裹挟?也不是。他接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要走到历史的交叉点上,被引导和主动的结合。

  人物周刊:在你的访谈对象里面,对当时的污点,或者不光彩的行为,进行掩盖、掩饰的多吗?

  米鹤都:在我的访谈对象里不是很多,真正有污点的人他不愿跟你谈,跟你谈的往往是能够正视历史的。比如说王冀豫,武斗打死了人,他有很深的反思。他谈得很真诚,不遮掩,分析原因。从小时候讲起,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,怎么成长起来的,部队大院文化的那种尚武精神,文革初期打流氓、打阶级敌人,最后发展到狂妄,在派别武斗中把人打死了。他的忏悔,我个人认为很深刻。这是编辑中的第六册中的一篇。

  人物周刊:有污点的人一般不会谈,是否会造成你在视角上的缺陷?

  米鹤都:你说这个也对,不过我在采访受迫害者的时候,他可能就谈到了迫害者的一些行为和心态。

  人物周刊:那会不会变成纯粹是被迫害者控诉的局面?

  米鹤都:目前我反而缺少被迫害者的访谈,被迫害的很少有人愿意跟我谈他们的经历。

  人物周刊:为什么?

  米鹤都:可能是我身边不认识这类人,也不可能发广告去找。我希望章立凡介绍一些类似的人谈谈,因为他说我的几册口述史中大多都是红卫兵、高干子弟,代表性不全面。海外也有人批评我给老红卫兵说好话。问题是我的接触面有限,一些“四四派”和“四三派”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愿意谈。而老红卫兵也好、红二代也好,反而愿意谈得更多一些。

  人物周刊: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?里面的心态是怎样的?

  米鹤都:有一位当年的部队干部子弟说过一句话,“你们对我们来说,你们始终是弱势”。他的意思是:“你们”(他指的是当年文革当中那些对立面,“四三派”、“四四派”),对他们这些老红卫兵或者干部子弟来说,当时是弱势,而且到今天都是弱势。某种意义上,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

  人物周刊:这种弱势是指什么?

  米鹤都:心理上的弱势。什么叫红二代?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,而我们就是国家之子,正统、嫡出。他们这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心理障碍和社会压力,从社会学角度,这是一个人健康性格奠定的基础。反过来看当年的“黑五类”子女,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,文革中就不谈了,到今天即使有钱了,腰杆都不硬。不信,你去做做社会调查。当年受迫害的今天没几个敢指名道姓说当年谁打我了;而打了人的反而有些却敢说我当年打谁谁了。这很怪诞,但现实可能还就是这样。这是一种心理状态,心理的强势和弱势。

  知青经历如何塑造政治人物

  人物周刊:知青对当年的看法也五花八门,有怀旧和审美的,也有沉痛反思的,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?

  米鹤都:我们这个年纪的人,很多已淡忘了那时候到底怎么过来的,很多当事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,甚至连一些历史事实都忘了。我们聚会或聊天时,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,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,本来是灰暗色调,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,浪漫化了,记起来的都是些小溪边抓个小鱼什么的田园风光,把偷老乡自留地的玉米等当作乐趣,忘了生活的艰辛、劳动的艰苦,特别是“接受再教育”中的精神磨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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