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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国锋历数江青罪状:“贬低主席,内容下流”

发布: 2014-2-06 08:37 |  作者: 网络转载 |   来源: 人民网 | 





周恩来、江青和华国锋等人(资料图)


张颖女士曾先后著有两本回忆录:《风雨往事: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》(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、“沧桑文丛”之一,1979年版)、《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--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》(中共党史出版社,2008年版),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《口述历史》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“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”的采访谈话。

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(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。在外交部时,她一曾任外交部新闻司、西欧司副司长,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,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),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,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“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”和“维特克事件”。

据张颖在两本书中叙述,她记忆中的“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”和“维特克事件”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。她的这些回忆,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历史疑惑。

《红都女皇》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《江青同志》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

传闻中的“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”,起始于1972年8月。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,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,名叫洛克珊维特克,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。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,随即会见了她,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,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,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。此后,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,先是在北京,后来又到广州,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,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。

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,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,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,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。1976年10月中国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,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,整理成一本书。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(一说是1977年)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,名为《江青同志》。

据笔者所知,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,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。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,此书的书名是《红都女皇--江青同志》,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:江青“早期生活的开始”、“从上海到延安”、“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”、“登上政治舞台--文化大革命”、“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”,以及江青的“生活年表”。

在“文革”尘埃落定之后,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,、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,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,所以,这本《红都女皇--江青同志》似乎就冷清了许多。

1975年,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,并且越闹越离奇。其实,《红都女皇》与《江青同志》或《红都女皇--江青同志》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,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。张颖说:“维特克的这本书与‘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,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,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,这令我始料未及。”

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,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,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,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。谈话结束之后,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,并译成英文,交给她。江青爽快地答应了。

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,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,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,并打印了10份。随后不知什么原因,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,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。

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,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

在“文革”后期,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,即所谓“政治谣言”往往不胫而走。具体到“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”,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,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,以至于有追查“政治谣言”的举动。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“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”的维特克夫人合作,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,因而“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”,如今看来,却并非事实,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。

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,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,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。其实,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(如张颖等),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,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,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,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。张颖回忆,那时她“深感惊讶,本能地感到不妥”,“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,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”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1976年10月12日,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,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,说江青“贬低主席,内容下流”。看来,问题就出在这里。

为了挽回影响,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,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。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:记录稿,“‘四人帮’逼着外交部交出,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,他亲自写信,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。后来中央决定,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”。

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《红都女皇》的书了。张颖则回忆说: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,“虽然很不得体,影响很坏,不过,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,并未立即产生风波。只是后来《红都女皇》的出版,这才成为导火线,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,以至让毛泽东震怒”,等等。此后,“可‘能在很小的范围,比如毛、周、江之间,有过内部处理”。

这就是“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”发生后,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,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“内部处理”的内容,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。

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,,甚至是机密的内容,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,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“她要求离婚的”,“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”,贺“非常固执,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,不关心毛主席”,等等。关于她自己,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。此外,就是说了关于批判《武训传》,乃至闲话《红楼梦》等。上述内容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显然是不妥的,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,恐怕还谈不到。

后来在追查谣言中,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《红都女皇》的资料是从何而来。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,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。现在有人联想: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,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,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。

那么,对手会是谁呢?有人认为是周恩来,以及因“九一三”事件受到重挫的“军人派”。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“大流氓”。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,并指使人写下这本《红都女皇》。

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谈话,那是江青与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。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,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,并且“肆无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”。其中的细节,大大超过了后来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。

当然,以上皆是揣测,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“政治谣言”的一个背景说明,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,则非笔者所能判定,故存而不论。

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,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,从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,如《红楼梦》等,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“四大名著”的高潮。同时,毛泽东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。据张颖回忆:到1974年,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《红楼梦》的内容,于是,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(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)。恰好这时正是“《红都女皇》事件”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,江青得知后,立刻要人收回有关《红楼梦》的讲话,怕将两码事搞混了,授人以柄。于是,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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